少年高仓健：偷渡美国失败 屡次死里逃生

文章摘自 《高仓健》 作者：联慧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和绝大多数习惯于面对镜头侃侃而谈的明星不同，高仓健不善言辞，他总是将自己藏得很深，试图躲避一切和他私生活有关的问题。关于他的青少年生活，人们只能从他独白式的随笔和他的老友八森稔等人的回忆录中，捕捉到一些零零星星的片断记忆，将这些点滴记忆串接起来，可能会比较真实地勾勒出他早年的生活，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毕竟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这些叙述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传闻色彩。可以确定的是，这位在银幕上以扮演硬汉着称的明星，也曾经只是个弱不禁风的少年，也曾经饱受战争之苦，而饥饿、病痛与磨难，也正造就了他坚强内敛的独特性格，与其说高仓健是在银幕上扮演硬汉，倒不如说，他是在成功地扮演自己。

他像个小猫似的随便吃别人给他的零食，还为此常常吃坏了肚子，闹到只能生病住院的地步。迫于无奈，他的母亲只能在他的胸前挂上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请不要给这个孩子零食吃！”

1931年(昭和六年)2月16日凌晨，一名男婴在日本南部福冈县北九州岛岛岛岛岛市的中间町呱呱落地。中间町是一个堆满矸石和坑木的煤矿小镇，筑丰煤矿的矸石堆就成了这位男孩少年时代天然的游戏场所。这是个再平凡不过的家庭，他的父亲小田敏郎是煤矿上的一名普通职员，他的母亲结婚前当过教员，婚后当然和其它日本妇女一样，成了家庭主妇，在家里教育四个孩子。这对夫妇生有两儿两女，高仓健是他们的次子。不过，这个时候他并不叫高仓健，父母给他取的名字是小田敏正，后来曾经一度改名为小田刚一。

银屏上的高仓健形象高大健壮，但他在幼年时却出人意料地瘦弱。他在描述自己的童年时，谈起自己如此弱不禁风，“简直就像动物园里囚着的小动物”。生长在战乱年代的他，童年的记忆更多地是与疾病、饥饿或者战争相关的。或许就是出于这种记忆，他才在日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健”。这个瘦小的孩子经常生病，一年到头经常动不动就感冒或者拉肚子。因为身体孱弱，连女孩子都会欺侮他，他还经常为此哭鼻子。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笼罩在战争所带来的物资匮乏的阴影当中，这个在偏远的北九州岛岛岛岛岛的孩子当然也饱受饥饿的侵袭，他像个小猫似的随便吃别人给他的零食，还为此常常吃坏了肚子，闹到只能生病住院的地步。迫于无奈，他的母亲只能在他的胸前挂上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请不要给这个孩子零食吃！”高仓健日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幽默地说，这就像是动物园笼子前常见的告示。

身体瘦弱，却没有影响孩子顽皮好动的本性。他留存的最早记忆就是自己在四岁那年，学着抽烟玩，结果被香烟熏得晕了过去，失足掉入了家中庭院的水池里。

昭和十二年(1937年)，高仓健六岁，成为了中间小学校的一名小学生。他的体质并没有增强，多病的他甚至还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病，不得不休学疗养一年。那个时代的医疗条件仍然相当简陋，肺病当时被视为不治之症，人们都非常忌讳，甚至会厌恶罹患结核病人。父母为了其它孩子的健康，不得不把年幼的高仓健送到了离家不远的伯父家，将他隔离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一个在病痛和孤独中挣扎的孩子，又能在此时做些什么？陪伴他的只有书本和收音机，他日后孤独而又沉默寡言的个性，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幸运的是，高仓健的母亲仍然仍然牵挂着自己病弱的孩子，每天晚上八点半的时候，母亲都会准时来探望他，一边帮他测体温，一边关掉收音机，好让他早点休息。这个孤独的小孩子，已经依恋上了空荡荡的房间里，收音机回响的声音，这声音会让他感觉到一丝温暖，为了多听一会节目，高仓健不时会耍一点小小的伎俩，他回忆说，“可能我就是那个时候学会撒谎的，有时候甚至谎报体温表的度数，借口今天的状态不错，央求妈妈多让我听一会儿收音机。”

在家人的关爱和照料下，高仓健终于康复了。病愈后的他，只能重读小学一年纪。在与病魔做斗争的一年时间里，他与书本已经非常亲近，养成了热爱读书的好习惯，他的阅读能力提高了很多，还从书中学到了很多课外知识，因此，他的国语和历史成绩在班里都名列前茅。

这个有些刺眼的转校生理所当然地成了众矢之的，他经常遭到欺侮，成为顽童们打斗的对象。可是，昔日那个病弱的男孩已经渐渐变得勇敢起来了，他不甘心受人家欺负，奋起反抗，有时候还能略占上风。

在战争年代里，这个煤矿小镇上的学生们穿着都比较破旧，而在这群孩子当中，高仓健打扮却相当时尚，他披着类似军官服的长长的披风，脚蹬着长筒皮靴，喜爱他的父亲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穿着太破旧，从紧巴巴的家庭开支中节衣缩食，给孩子们留出了不菲的置装费，希望他们在困难时期仍然能体体面面地去上堂。但幼小的高仓健却只能懵懵懂懂地体会到父亲的这番爱心，对于这种与众不同的打扮，高仓健始终感觉很羞愧，他认为“这多难为情啊，真不愿意这样打扮。”

高仓健仍然多灾多难，他虽然侥幸摆脱了病魔之手，却又遇到两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有一次，这个顽皮的男孩掉进了洗煤池里，在滑溜溜的煤浆中，他不断挣扎，但是越挣扎越往下陷，最后甚至陷得差点淹没到鼻子，险些送命，幸亏有人及时赶到，他才得以获救。

回忆起童年的这些轶事，高仓健对慈爱的母亲一直心存感激，“无论如何，(这些事情)可让妈妈担惊受怕了。为了养育我，真不知道让她吃了多少苦。”后来他出演的电视剧《兄长》在电视上播出时，远在家乡的母亲还特意来信，说看到他身体健壮的样子，感到非常高兴。“只要妈妈高兴就好，看来上电视也还是有好处的”，高仓健风趣地说道。

是啊，谁能想到电视上高大伟岸、英俊潇洒的这个大男人，当年竟是一个如此单薄纤弱的孩子呢？而一切的转机都出现在他上小学四年纪的时候。1941年正值战事激烈的时期，这些还在上学的孩子们也必须加以疏散，高仓健被转到了香月小学校。这个小学校的孩子们家境更为贫寒，他们都只能手拎着妈妈亲手缝制的布书包去上学，而高仓健却是惟一一个背着正式的“学生用背包”上学的，多少让别的孩子感到眼红。这个有些刺眼的转校生理所当然地成了众矢之的，他经常遭到欺侮，成为顽童们打斗的对象。可是，昔日那个病弱的男孩已经渐渐变得勇敢起来了，他不甘心受人家欺负，奋起反抗，有时候还能略占上风。逐渐地，经过几番较量，他慢慢制服了那群少年，甚至力挫群雄，成为了孩子们当中颇有威望的头儿。他有时候还带领着自己的哥们儿，打着父亲的旗号去找熟人，免费出入电影院去看电影。纤弱的男孩，慢慢长大成了一个健壮的少年，当年那么喜爱观看电影的他，恐怕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活跃在屏幕上的男影星。

昭和十八年(1943年)，高仓健进入福冈县立东筑中学(今天的东筑高中)学习。出于幼年时体弱多病的经历，他决心“起码要把身体锻炼结实”，于是他报名参加了学校的田径队，练习跳高，同时还练习合气道(日本的一种武术)。这时候战局日趋紧张，连身为中学生的高仓健也被迫征集去做劳工，专门负责从货车上往下卸煤。当时的北九州岛岛岛岛地区是日本重要的工业地带，也是美国空军轰炸的重要目标之一，每天空袭警报响个不停。刚开始，警报一响起，高仓健感到害怕，便会躲进煤矿的坑道中去，但时间久了，他习惯了这种警报声，恐惧心也变淡了，即使是警报拉响，他也不以为然，照常劳动。一天，他又听到了习惯的警报声，就在他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继续卸煤的时候，飞机开始了一阵机枪扫射，“突突突”地，子弹飞快地落在他身边的地面上。这是高仓健第二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回忆起那段往事，高仓健仍然如在梦中：“那一次真的吓坏了，连飞行员的脸都看得一清二楚。” 其实就在他这次经历时，战争已经逐渐接近尾声了。不久，广播里就传来了日本国民熟悉的天皇的声音，他用低沉的声调告诫日本国民放下手中的武器，停止抵抗，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以日本宣告投降而结束。

“幸福，在大洋的彼岸。它不在养育了我的煤矿附近，而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在童年时代我一直这样想着，并且产生了一个念头：无论如何应该到美国去一趟。”

战后，各个中学陆续复课，高仓健也重新回到了学校。在中学三年级那年的暑假，他找到了一份校外兼职的工作——在一艘导航汽艇上负责清扫工作，这段打工的经历培养了他对海上生活的适应能力。后来在拍摄电影《海峡》的外景时，他毫无惧色地乘船冲入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连当地人甚至都称这种拍摄为“发疯的行为”，可他却泰然自若，就和早期的这段劳动体验有关系。1946年，日本进行战后的学生动员，高仓健还被学校安排到若松附近的液体燃料研究所当采煤工。

到中学五年级时，正好赶上日本的学制改革，东筑中学改名为东筑高等学校，高仓健被编入新学制的高中二年级。这一时期的他开始迷上了体育。经过和学校的一番交涉后，他成立了学校的拳击部，作为次轻量级选手，他还获得了七战六胜的好成绩。

就在这一时期，美军开始进驻日本，通过参加拳击活动，高仓健结识了一位美国朋友舒尔茨——当时美军驻小仓司令官的儿子，他每个周末都到舒尔茨家中去玩，英语也逐渐变得流利了。这段经历，对后来高仓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与舒尔茨的交往过程中，他产生了对国外生活的向往，随着英语的进步，他甚至决心长大后要当一名从事外贸活动的商人，而他此后的国际视野也与早期的这段经历不无关系。在东筑中学的这段生活中，这位美国朋友确实把很多美国文化带入了高仓健的视野中，喜爱看电影的高仓健成了韦巍安·利和亨利·方达的忠实崇拜者。后来追忆起少年时代的想法，高仓健还说：“(少年时代的我一直认为，)幸福，在大洋的彼岸。它不在养育了我的煤矿附近，而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在童年时代我一直这样想着，并且产生了一个念头：无论如何应该到美国去一趟。”

高仓健如此憧憬着海外的生活，甚至与密友敷田稔谋划过偷渡过海。高仓健的父亲正好是若松港负责装卸工作的管理员，高仓健试着向父亲的手下探听船只出港的消息，但他们的偷渡行动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被工头阻止了，高仓健少年时期的美国梦最终以失败告终。

少年时代不切实际的梦想虽然破灭，但高仓健却并没有改变童年时期的志向，他还是决心要当一名贸易商人。1949年，高仓健考入了明治大学商学部商科，而他的朋友敷田稔则考入了九州岛岛岛岛大学法律系，此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昔日企图偷渡的青年，却以留学生身份光明正大地去了自己向往的美国，高仓健提到这段往事，还是感慨万千。

来到东京念大学的高仓健，仍然继续着自己对体育的热爱。明治大学相扑部的教练是他的入学保证人，他凭着这层关系参加了相扑部，过上了集体训练的生活。学校的相扑部和大多数日本团体一样，讲究长幼有序、等级森严的辈分关系，学生们被教练用斯巴达式的教学方法进行礼仪和气质毅力的训练，培养他们奋斗的根性。而且，作为后辈的学员，还要给老资格的前辈筹集资金，供他们挥霍生活所用，高仓健当然也无法幸免。他回忆起当时荒诞的生活时，还说：“不管怎么说，那一切实在是太丑陋了。如果你老老实实的话，就会遭到同班同学的捉弄。所以，一听到哪里打架，我就会冲在前面。”在相扑部里，不会喝酒的男生，被视为没有男子汉气概，所以，高仓健只好把前辈们故意撒上胡椒面的清酒咕咚咕咚地喝下去，喝醉了之后，竟然还会捏着鼻子满街乱跑。因为这段不那么光彩的记忆，高仓健后来滴酒不沾，回忆起当年，他仍然觉得很羞愧：“那时候我的酒德不好，一发起酒疯来，便乱摔东西。”

在相扑部过了整整一年这样的荒唐生活之后，高仓健决定退出，他搬到永福町的一家公寓寄宿，他精神很空虚，几乎不去学校上课。“明大的小田”以胆大着称，他无所事事地游荡在东京的繁华区涩谷一带，连当地的小流氓都惧怕他几分，他都不知道自己“居然能够毕了业”。昭和二十九年(1954年)3月，23岁的高仓健终于从明治大学毕业，但他却遇到了非常现实的问题——就业困难。日本经济仍然处在战后的恢复阶段，失业率居高不下，高仓健一直梦想着的从事外贸工作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他不得不回到家乡。回到家乡之后，他开始帮助父亲，从事他父亲所开创的采石业，但只干了半年，他就感到“这样下去就完蛋了”，于是他带着剩下的一点积蓄，径直跳上了火车，不辞而别，再次来到了东京。在那里，他开始了自己人生的一段新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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