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炮儿的获奖

（原标题：一个老炮儿的获奖）

一脸褶子的鲍伯·迪伦，已经获奖无数，但诺贝尔文学奖，这次却是破天荒地给了一位摇滚歌手。起码，这让我们对于文学与音乐的关系，有一个新的认识。没有文学的介入，好音乐难以诞生；同样，没有音乐对文学的启迪，文学不会出现复调和多声部。

世界上摇滚歌手如过江之鲫，鲍伯·迪伦绝无仅有，不仅在于获奖词说的“诗意的表达”，更在于从上世纪60年代起他便和美国的历史融合在一起，和人民的心声合辙押韵。半个多世纪，抱着一把木吉他，用沙哑粗糙的嗓音唱着民谣。他就像上帝专门为时代而创造的歌手，敏锐地感知着时代的神经。面对社会的重大事件，他都用他嘶哑的嗓音唱出了对于这个世界理性批判的态度和情怀。

1961年，他唱出了《答案在风中飘》和《大雨将至》，那是民权和反战的战歌。1962年，他唱出了《战争的主人》，那是针对古巴的导弹基地和核裁军的正义发言。1963年，他唱出了《上帝在我们这一边》，那是一首反战的圣歌。1965年，他唱出了《像滚石一样》，那是对动荡年代里漂泊无根、无家可归的一代人的命名……

他以那样简朴疏朗又易学易唱的旋律、意象明朗且入木三分的歌词，用沙哑深沉的歌喉表达出强烈愤恨的情绪。他站在时代领头羊的位置上，充当着人民代言人的角色。听他那时的歌，总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们的《黄河大合唱》，他就像是站在那浩浩大合唱前面的慷慨激昂的领唱和领颂。

在《答案在风中飘》中，有这样两句歌词，我一直忘不了。一句是“炮弹要飞多少次战争才能永远被禁止”，一句是“一个人要长多少耳朵才能听见人们哭泣”。前者，是他对战争的愤怒；后者，是他对人与人之间隔膜的质询。多少年过去了，战争依然没有被禁止，隔膜也没有减轻。鲍伯·迪伦仍然如刺一样刺痛我们麻木而自私的神经。

鲍伯·迪伦还唱过一首叫做《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歌。他是在街上跟一个叫艾瓦拉·格雷的盲人歌手学来的，他只是稍稍进行了改编。这首歌的原名为《矮子乔治》，流行于美国南方监狱。这首歌是为了纪念黑人乔治的。乔治仅仅因为偷了70美金就被抓进监狱。在监狱里，他写了许多针对时弊的书信，惹恼了当局，竟被看守活活打死。鲍伯·迪伦愤怒而深情地把这首歌唱出了新的意义。他是以深切的同情和呼喊民主自由和平的姿态，抨击着弥漫在这个世界上种种强权、种族歧视、贫富不均不公所造成的黑暗和腐朽。

鲍伯·迪伦的歌，不仅有骨头，还有血肉；不仅有灵魂，还有皮肤；不仅是天上闪亮的星，还是地上萋萋的草。坚持半个多世纪这样唱歌并且唱着这样的歌的鲍伯·迪伦，值得尊敬。

半个多世纪呀，时间是雕塑师，能够把人雕塑得面目皆非。坚持初心，谈何容易！想想我们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手机微信替代了当年的日记、情书里的悄悄话和大字报墨汁淋漓的揭发。饥饿已经远去，“三高”已经让减肥成了世界性流行趋势。为了一个信仰一个理想而献身，成了一些人眼中愚蠢和傻帽儿的代名词，唯利是图已不再羞怯。许多人已不再相信经过岁月的磨洗，蚌壳里会含有珍珠，而早已心急气躁地打开蚌壳，就着进口的红酒吃里面的蚌肉了。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发霉的青苔爬满我们的周围，而我们跌入了烂泥塘却以为是舒舒服服的席梦思软床。

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鲍伯·迪伦，尽管他已改用电吉他，不可能再像滚石一样重返61号公路了。毕竟还有一个鲍伯·迪伦，还在向我们唱着苦苦寻找着人生和世界很多答案的歌。如今，谁还能陪一个老炮儿玩？诺贝尔文学奖想起了他，愿意和他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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