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拉世界，成为另一个世界中心是可能的

（原标题：亚非拉世界，成为另一个世界中心是可能的）

【编者按】作为“2016第三世界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启动筹备大会”12月22日在中国美术学院举行。本文系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策展人高士明在闭幕大会上的总结发言。在发言中，他阐述了对另一个世界中心（another world center）,一个亚非拉世界的期待。澎湃新闻获授权刊发，本文原题《另一个世界中心》。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士明。视觉中国 资料
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我们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一个历史进程的转折点，充满着困惑、焦虑与希望。在这个时刻，结局即开始。对来自亚非拉的我们来说，旧大陆或许就是新世界。
“怒吼吧，中国”：曾经与今天的故事
2008年，我发现了一条有趣的线索，那是一个发生在1920-1930年代的上海-苏联-纽约-西班牙的曲折故事：
1924年苏联未来主义作家 Tret iakov的诗歌《Roar China!》；
1926年苏联左翼群体在莫斯科演出的同名戏剧《Roar China!》；
1930年10月27日前卫戏剧《Roar China!》在纽约Martin Beck Theatre上演；
1935年上海的革命-前卫版画家李桦创作的黑白木刻《怒吼吧中国！》；
1937年Langston Hughes在Volunteer for Liberty 发表了一首反法西斯的诗，题为《Roar, China! 》。
这个80多年前的跨度极广的故事，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角度，重新检讨一下关系项：前卫与革命、革命与国际、国际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与暴力、暴力与政治、政治与艺术、艺术与前卫—革命……这些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被丢弃、蒸发了的复杂问题，今天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在80多年前，对这些话题来说，中国是什么？而在今天，在这个全球资本—政治—经济网络中，中国又是什么？
诚然，中国正在从剩余资本的最大吸收者转变为输出者，但是在我看来，不能简单地把中国归入所谓的“新自由主义”。
一方面，冷战名义上结束之后，中国没有采用“华盛顿共识”所推崇的“休克疗法”，即野蛮私有化；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特点是资本主义与国家配合，国家不断放松政策，市场推动不断私有化，加速社会熵化，而中国没有遵从市场原教旨主义，因为中国始终是强政府而非弱政府；更重要的是，强政府主导力强，以市场为治理工具，带来的首先是企业、资本家的相互竞争，而非劳工之间的竞争，因此，资本利润不是无限膨胀的，工人福利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当然，这也是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一个原因，各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仍然存在，为了社会稳定，目前存在许多僵尸企业；优先发展国内市场和内地市场。
一年前，在“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的视频讲演中，塞米尔·阿明表达了他对中国一贯的善意：中国正在发展一种“有社会的资本主义”，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有市场的社会主义”。同样，在今年首尔的一次会议上，台湾学者徐进钰对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也给出了足够善意的理解，他还有许多朋友们期待着，“一带一路”可以形成一种更善好、平等的发展道路：注重本土化、适应性、合作与共享，而不要以“租借地”或“特区”的模式搞“圈地”；推动多边政治和多极的全球化，推动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发展主义，一个高度共享性的“世界市场社会”。

义乌的一家批发店。视觉中国 资料
如果大家以后有时间去义乌，看看那里来自60多个国家的几万国际住民，就会了解，那里是另一个世界中心（another world center）,一个亚非拉世界。这个世界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一种低版本的市场，“小商品”的市场，这个市场所包容的，是“生意”，在中文世界的“生意”不完全等于bussiness，更贴近生活、活着的意味。这一点非常重要，关乎查特吉所说的大学系统之外的“社会的知识”，关乎陈光兴展示的那些民众生活的画面，关乎我们做的“人间思想”，我希望也能够关乎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所追问的“人民主权”。
义乌，卡斯特罗的阿迪达斯
这两个月我在党校学习，其中有一门课要求读《资本论》，这门课的教授已经74岁了。在1990年代初，他与吴敬琏先生有场争论，他反对吴先生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为适合中国的现实。我们知道，后来他输了，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国策。同样是1993年，在浙江的一个小城市义乌开始形成一个小小的国际市场，一个小商品市场。于是，这位教授主动去义乌兼职工作，成为市政府的顾问，一做就是23年。上个月初的一次课堂上，他告诉我们一个秘密，当然现在是过期的秘密——在11月9日前，义乌人民都知道特朗普一定会赢，因为义乌市场上接到的支持特朗普的宣传品的订单是希拉里的1.7倍。
义乌市场预测了美国大选，多么奇妙的连接！下面讲另一种连接。
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前的这些年，一直固执地穿着阿迪达斯。他会见教皇、会见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接受各种采访，都穿着阿迪达斯，以至于2010年《时代》周刊将他评为着装最古怪的领导人之一。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阿迪达斯，很可能是离这里一小时车程的嘉兴工厂里的产品。我们可以想象它是通过怎样复杂的全球贸易路径，从嘉兴的工厂，到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或者通过更便捷的方式，就是通过阿里巴巴，远渡重洋，几经周转，才穿在了卡斯特罗的身上。

老年的卡斯特罗（右），穿着阿迪达斯。
可是，卡斯特罗为什么要穿阿迪达斯？在我的印象中，他是穿军装最帅的男人之一，在我的印象中，他永远穿着军装。可是，老年的卡斯特罗，穿着阿迪达斯，这美国下层、劳工阶级的品牌，曾经在发展中国家代表着美国的时尚。老卡斯特罗，不可能再穿军装，因为他知道，他如果再穿军装就是在撒谎。然而，他仍然保持了这种古怪、诚实而倔强的姿态。通过阿迪达斯，我亲爱的老卡斯特罗，你与拉美那些踢足球的穷孩子们在一起，与美国的劳工们在一起，也与亚洲、非洲众多国家的众多劳动民众建立了一种象征性的连接——那些默默生活的民众，而不是战斗着的人民。
现实比思想走得更快，理解现实比我们知识分子、艺术家想象的更是远为困难。这两天所讨论的是“万隆／亚非拉／第三世界”，它不但是历史／政治方案，还是历史／社会事实。我们所谈的“万隆”，不是当年那些立国者们的万隆，而是几十亿亚非拉人民的生活世界，是一个人间世界，对大学动物们来说，是Another world。面对这个世界——它经历了殖民／后殖民、革命／后革命、冷战／后冷战，它直到今天，还在帝国／帝国主义的双重结构的宰制之中——讨论“万隆／亚非拉／第三世界”这个历史方案是成功还是失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思考它为什么无疾而终，同时，为什么它依然存在于今天的社会意识之中。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两天的讨论，我深切感到，我们还需要探寻一种合适的、有意义的感觉、思考和谈论“万隆／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办法。这两天的会议表明，我们还在探寻这种方法的途中。
毕竟，我们已经出发了，上路了。我们出发上路，是因为我们相信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无论多么困惑，无论多么困难，只要我们上路了，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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