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2017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工作报告中提出，2017年，我国要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实施15项重点行动。其中，“推进‘旅游+’，深化供给侧改革”被列为第3项重点行动，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报告提出，继续以“旅游+”为手段，培育旅游新业态，助推振兴实体经济。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王衍用分析，2017年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年，是推进由粗放型旅游大国向比较集约型旅游大国转变的关键之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推进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在这一背景下，面对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关键问题，继续以“旅游+”为手段，培育旅游新业态，助推振兴实体经济的安排无疑是科学的，抓住了旅游业发展的核心问题，有利于突破原来工业化、农业化的传统发展模式，以“旅游化”概念谋求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凌云认为，继续深入推进“旅游+”是在传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三驾马车”面临新的发展瓶颈、旅游需求快速释放的背景下，基于市场需求变化而主动做出的战略调整，将打破观光旅游、团队旅游、景区景点旅游等以生产为导向的传统旅游发展模式，积极探索满足个性化、多元化旅游需求的全域旅游发展模式，以游客需求倒逼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也为生态良好、旅游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打破传统梯度发展理论、实现“弯道超车”提供新机遇。
“‘旅游+’创新了旅游业的发展内涵，协调了旅游业和其他社会经济要素的融合发展，促进了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型旅游发展体系的形成。”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旅游研究与规划设计中心总规划师宁志中认为，“旅游+”既是实现“三步走”战略、全域旅游战略、“515战略”的重要路径，也是深化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为旅游业自身改革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也为城镇化、交通、体育、林业等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新选择。
报告明确了重点推进“旅游+城镇化”等10个重点领域与行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宁志中说，在“旅游+”10个重点领域中，旅游+城镇化、体育、航空等领域将形成“双向”驱动的互促发展势头；旅游+工业、教育、科技和环保等领域，将是今后一段时期旅游发展的亮点，为旅游业提供新产品、新业态的同时，成为国民“喜闻、乐见、好动”的科普教育、素质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课堂。
“‘旅游+’不是‘拉郎配’，不是盲目地‘+’，也不是旅游部门一厢情愿地‘+’。”张凌云分析，通过“旅游+”，将产生更多既不同于传统旅游业、也不同于传统“被+”行业的新产品、新业态，将有效补足供给侧短板，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旅游交通问题，在传统概念上，主要侧重民航、铁路、公路、水运等交通工具，而“旅游+”则强调从旅游发展需求出发，满足游客边走边玩、边走边看、边走边赏景的需求，从而有了风景道等概念，这是城市、乡村等旅游目的地全面转型升级的要求。
“近年来，旅游、文化、农业等领域越来越受关注。以旅游为发力点，可以进入农业、乡村、文化空间，从而整合既有资源，实现转型升级。”王衍用说，“旅游+城镇化”以旅游为引领，有利于打破传统以定居者为主的城市规划发展思路，实现以旅居者为主，通过打造独特的城市风貌、完善的服务体系、和谐的社会环境、丰富的休闲业态，提升城市品质，打造和谐宜居宜游城市。
“旅游+”既是扩大“增量”的途径，也是优化“存量”的契机。如何真正发挥“旅游+”功能，释放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呢？
宁志中建议，在政策供给上应“两手发力”。10个重点领域中多数具有“事业+产业”的复合属性，需要明晰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保护好市场的积极性。在推进部署上要“步调一致”，每一个重点领域都涉及两个或以上的部门，需要联合作战，才能达到结构性改革的效果。在具体实施上应“有序快进”，如“旅游+交通”领域在加大自驾车房车营地供给的同时，应加快公路服务区等的旅游化改造提升。
张凌云建议，要加快健全旅游综合协调机制，打破传统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主动适应供给侧改革带来的市场需求。要多一些指南、少一些限制，要根据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市场条件、区位要素来进行分类指导。可采取负面清单等管理方式，及时清除损害社会利益、违背公序良俗、破坏生态环境的害群之马，提升行业服务职能。
“当前，部分领域盲目投资的现象比较严重，要避免出现千军万马扑向旅游业、破坏旅游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情况。”王衍用呼吁，国家旅游局可联合相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应的准入条件、限制条件，对进入旅游行业的企业加强把关、考核，防止不法企业打着旅游的幌子扰乱市场秩序。各地应做好旅游招商选商工作，主动配合国家旅游局，加强对投资商在规划、效益上的考核，真正让“旅游+”成为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剂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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