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体育局的态度是关键。”庄朵朵说。随着采访她的记者逐渐增多，她“战胜对手”的信心越发强烈。

“最近几年，我看过一些运动员要求权益保障的案例，深感我们很多用人单位，在对运动员劳动保障体系的认定方面存在着误区，一些体育单位还在应用体育行业的特殊法规，但按照高法的司法解释，运动员和体工队之间，只要符合劳动条件，双方就具有劳动关系，就受劳动法保护，哪怕没有书面合同都可以认定。”体育法学专家、天津体院闫成栋博士告诉记者，“对优秀运动员的特殊政策属于加强保护，但对于普通运动员群体的一般性保护也必不可少，这是一个很严肃的社会问题。”

去年，本报曾经报道过原广东女足球员周雪以劳动争议立案起诉广东省足球运动中心。此案将于明天在广州市白云区法院第二次庭审——同样作为基层运动员，庄朵朵讨要“生活保障”的过程，和周雪同样艰难。

据记者了解，在全国范围内，从少年时期进入业余体校，努力向职业运动员发展的庞大群体，大约有百万人之众。其中，苦练若干年后成为省级体工队一员的有近10万人之多——参加全运会的1万多名运动员和参加奥运会的400多名运动员，已成为中国职业体育大浪淘沙之后的精英。

“我在IOC任职之后，和运动员打交道比较多，也了解很多国家在保障运动员权益方面的做法。说实话，我国体育管理部门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同时，我们也很难设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覆盖所有的运动员。据我了解，各地方体育系统的规定都不一样，通常是经济发达地区的运动员保障就做得好一些，能为退役运动员提供的就业机会也比较多。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就困难一些。”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杨扬告诉记者，“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运动员保障方面遇到的最大问题，根源全在于对运动员义务教育的缺失，这是根本问题，也是运动员培养体系出的问题。从保障方面来说，毕竟对运动员的安置不可能百分之百令人满意，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从小在业余体校层面就对运动员进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一定要让运动员一边学习一边训练，因为运动员本身就是高风险职业，是吃青春饭的，而且随时有遭受运动创伤的危险，这是孩子们在选择职业体育时就应该有心理准备的。管理者应当改变观念，让进入体育圈的孩子和社会上的孩子同样接受教育，在合适的时候对运动员进行职业培训，这样才能解决运动员保障方面的根本问题。”